1959年，因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饥饿、营养不良正威胁着每一个人。此时，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所孤儿院里的数千名孤儿，因为食品供应不足、营养跟不上，他们时刻与疾病、死亡搏斗着，乇亡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孤儿的命运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这年年底，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一脸焦急地找到正在北京开会的乌兰夫，向他介绍了孤儿们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就问他：“你有什么办法救救这些孩子吗？”

乌兰夫的心情同样沉重。是的，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可现在，这些孤儿因食品馈乏在死亡线上挣扎，这能不令人揪心吗？

乌兰夫思考片刻，对康克清说：“办法到是有。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一时之急，不是长久之计。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们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长期地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以说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

康克清高兴地说：“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第二个办法更好。不过，这不是小问题，具体怎么办，等我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以后再说。”

乌兰夫相信周总理会同意第二个方案的，因为这可是一劳永逸的最佳方案啊。于是，回到呼和浩特之后，他立即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就这件事情进行具体研究，集思广益，力争把这件事情办好，不留遗憾。

当时，因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奶源不足，内蒙古的许多乳制品厂都停产了，实在拿不出足够的奶粉来满足众多孤儿的需要。参加会议的常委们一致同意乌兰夫的第二个办法，认为草原牧民们有很多少子女或无子女的家庭，把孤儿们接到内蒙古分散到这些牧民家里，可谓一举两得的好事。

1960年初，利用在京开会的机会，乌兰夫把自己的想法和内蒙古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对内蒙古草原敞开怀抱接纳上海、安徽等地的孤儿十分高兴，对乌兰夫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的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

可是乌兰夫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疑虑，那就是这些孩子将变成蒙古族的后代，是否有碍民族政策。对此，周总理给予了解释：“你们想得很周到，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又说：“上海那边很着急，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亡，你们最好抓紧时间，先把孤儿接管过去，有什么问题可直接同上海的同志磋商。”

回到内蒙古，乌兰夫立即指示自治区卫生厅、民政厅组成接受孤儿的专门机构，部署各盟市相关部门做好接收，抚养等准备工作，包括孤儿所需的衣、食、住以及医疗、保育工作。

在自治区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乌兰夫特批了100万元，建立10所育婴院，以满足接受孤儿的需要。对儿童用品，乌兰夫也想得十分周到，甚至连婴儿的尿布他都要过问一下。

各盟市卫生、民政部门很快行动起来，他们组织专门的接运小组，分头到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孤儿院，分期分批地把孩子接回了内蒙古。那些大一点的，身体好的，直接送到牧区，而那些年幼的、患病的孤儿，则先在呼和浩特、包头、锡林浩特等地的育婴院治疗，恢复健康后再送到牧区。对于接运工作，乌兰夫十分关心，工作再忙、再累，他也会经常到医院、育婴院检查疾病治理工作，看望接来的孩子，并一次次强调，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孩子，把孩子的病看好，做到“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1960年到1963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内蒙古11个盟市、37个旗县共接受孤儿3000多名。这些孩子中小的二、三岁，大的也只有六、七岁，好多都没有名字，个个面黄肌瘦，绝大多数患有疾病。来到草原之后，在阿爸、阿妈的精心抚养下，一个个吃得胖胖的，而且有了温都苏、萨日娜、宝音图之类好听的蒙古名字，从此，他们便开始了草原生活。

马玉珍，呼和浩特市育婴院的保育员，她用一只乳房哺育自己的儿子，用另一只乳房哺育一个五个月的女婴。儿子一天天长大，食量大增，妈妈的一只乳房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了，吃不饱他就哭。可不管怎么哭，怎么闹，马玉珍都不允许他在另一只乳房上吸一口，因为那是“女儿”的，而“女儿”来自江南。

镶黄旗的仁钦道尔吉，张凤仙夫妻领养了6个孤儿，国家配给孤儿每人每月10斤大米，可这60斤大米当时得去90里外的化德县去取。这在交通不便的当时是件难事。一次，张凤仙蒸了三天的干粮，搭公社的马车去了化德。第二天早晨返回时，天下起了雪，且越下越大。张凤仙步行踩着没膝的积雪往回赶。背上的60斤大米感到越来越重，一只脚拔出来，另一只脚却又陷了进去，可她又不敢停留片刻，因为一停下来，汗水马上就会结成冰。最后的一段路程，张凤仙几乎是爬回家的。

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高力根、南吉勒玛夫妻领养了一个女儿，并给她取了一个本民族的名字——敖德巴拉。五岁那年，敖德巴拉得了骨结核，右小腿红肿化脓，医院诊断后建议截肢。这怎么行啊，夫妻二人商量，就是变卖家产也要挽救孩子的腿。于是，牛、羊卖了，连那骑手视如生命的雕花的马鞍也卖了。他们去哈尔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四处求医，用了整整七年时间，终于把敖德巴拉的病治好了，腿保住了，敖德巴拉又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去上学了。

苪顺姬是阿巴嘎旗的一位朝鲜族妇女，她领养的四个女孩儿中，三个有残疾，一个又聋又哑，她对民政局领导只说了一句话：“放心吧，我会像对亲生孩子一样照顾她们的。”孩子行动不便，上厕所就成了大问题，她把便盆放在炕上，孩子方便完，自己再到外面去清洗；天气好的时候，苪顺姬抱一个、扶一个、领一个，带孩子们去看电影。三个女儿上学后，她每天背着双腿残疾的二女儿去上学，放学时再背着去接大女儿、三女儿一同回家。二女儿一直念到初中，不管风霜雨雪，苪顺姬都是背着女儿去、背着女儿回；在苪顺姬的身后留下的是长长而又艰辛的足迹……

苏尼特右旗的苏达拉木扎木苏、嘎林达毕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娜仁花，女儿是心肝宝贝。苏达拉木扎木苏买来一只铁碗作为女儿的专用碗，嘎林达毕怪怒道：“不行，这铁碗盛上热饭会烫着女儿的。”苏达拉木扎木苏买来一只花瓷碗，嘎林达毕仍然不满意地说：“不行，万一不小心打碎了，那碎片会伤着女儿的。”苏达拉木扎木苏骑马跑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最后买回一只精美的小木碗。拿着小木碗，嘎林达毕高兴地笑了：“这碗好，这碗好！”

草原人民用无言的大爱和洁白的乳汁，养育了三千名孤儿，这成了他们人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最甜蜜、最幸福的记忆。而乌兰夫与三千孤儿的故事，在一代一代地流传，并在千里草原铸起一座民族团结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