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一天，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邓中夏同志来到北京蒙藏学校，找乌兰夫和多松年谈话。邓中夏对他们说：“最近一个时期，中共北方区委一直在考虑如何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为了在内蒙古地区更好的传播马列主义，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唤醒蒙古族同胞，北方区委决定由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创办一个刊物，李大钊同志派我来挑选办刊人员。”

“李大钊? 是李大钊同志？”乌兰夫激动地站起身来，对邓中夏说：“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你看我俩能行吗？”，他还清楚地记得，李大钊同志去苏联参加完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三院的礼堂作了报告。他现场聆听了李大钊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精彩演讲，对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钦佩有加。

邓中夏微笑着充满信任地说：“我看能行。”

他拍了拍乌兰夫的肩膀，鼓励道：“革命的舆论是唤醒民众的号角，也是刺向敌人的利剑。你们将要创办的这份刊物，是内蒙古的第一份革命刊物，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希望你们想尽办法，一定把它办好。”接着，他将几本《新青年》交到乌兰夫手中，希望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并对办好刊物提出了具体要求。

乌兰夫和多松年站起来，坚定地说：“请组织上放心，我们决不会辜负党的信任，一定把刊物办好，出色完成任务。”

邓中夏临行前握着乌兰夫和多松年的手，一字一板地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及时向我们提出来，北方区委会帮助你们的。”

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乌兰夫和多松年又找来奎璧，三个人便一头扎进筹备内蒙古第一份革命刊物的紧张工作中。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精神，几经推敲，他们把这份刊物命名为《蒙古农民》，把教育和唤醒蒙古族农牧民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作为办刊的宗旨。为了落实这一宗旨，他们精心为刊物开设了“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曲”、“外蒙古人民的生活”等栏目。

1925年4月28日，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的亲切关心和指导下，由乌兰夫、多松年、奎璧主办的《蒙古农民》第一期正式与读者见面了。在《开篇的话》一文中，响亮的提出：“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在《为什么办这个报》中，指出内蒙古农民的“三个坏命运”，即第一个坏命运是军阀的压榨和剥削，第二个坏命运是王公的专制压迫，第三个坏命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严肃的办刊宗旨，不乏生动活泼，《蒙古农民》还发表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儿歌。当时，许多孩子都在拍着手传唱着《蒙古农民》上刊登的儿歌：“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欺压哭断肠。”“张才去，吴又来，街上死人没人埋。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儿歌中的“张”指的是军阀张作霖，“吴”指的是军阀吴佩孚。这些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儿歌，生动鲜明地向蒙古族农牧民指明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所在，告诉蒙古族群众，要获得解放，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就得行动起来，打倒军阀、王公和帝国主义。

《蒙古农民》虽然只出了四期，但每一期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在大革命时期，这个刊物像草原上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内蒙古大地。

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内蒙古无数蒙古族农牧民的心，引导着受苦受难的人们，投入到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中。